若要保持当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货币金融政策将发挥哪些作用，下面从两个方面做个简单的分析。一是如何用结构性的思维来面对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二是在高质量的发展过程当中，需要一系列宏观货币金融政策去适应、服务和推动。
    一、用结构性思维来分析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当中的问题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强调，目前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了重新的认定，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过去的精神文明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经济工作本质来讲，要淡化GDP增长目标，推动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由以往的高速增长、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化，进一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体系不能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偏差，所以总书记提出的实施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要抓住经济发展中的重点、补齐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强化经济发展中的弱项。木桶原理决定了在经济发展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把最突出的三个短板给补齐。这也是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一是防范重大风险，其中最重要的是防范金融风险，二是精准脱贫，三是防治污染。这三个短板如果能够解决，下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容易一些。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全球基本处在贸易摩擦，这和全球化产生了对抗。2017年以来，全球的经济开始回暖，特别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走在衰落的局势有所改变。主要经济体从去年以来出现了少有的同步增长的情况，但是这种同步增长并不能掩盖世界经济所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在欧美和发达经济体中仍然比较严重，贸易摩擦和全球化仍相互抗衡，全球的政治经济的形式仍然错综复杂。从国内情况来看，这几年，政治、经济、贸易等方方面面都开始崛起，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显著提升。在总量上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取代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使得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防卫心理不断增强，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们战略的竞争对手。从2017年以来中美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对于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这是我国下一步高质量发展中不可避免或者说不可忽视的一个挑战。
    在金融方面，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开始正常化，但是正常化在某种程度上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美联储从2015年第一次加息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六次加息，当时政策利率水平保持在0.1%左右。今年3月22号第六次加息以后，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到达1.5%到1.75%的水平上。经济学家预计今年按照美国经济目前的走势，美联储的加息还会继续三次左右。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扩张，但是目前资产负债表正在逐步的收缩。从日本央行、欧央行来看，也开始逐渐收敛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给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最近，阿根廷、南美拉丁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阿根廷的央行在一周之内三次上调关键的7天回购利率，达到了40%，实际上是应对比索的贬值。港币兑美元也触及了弱方的保证兑换区间，香港金管局已多次入市进行干预，美国的股市前期积累的泡沫也正在破灭。所以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的经济基本上保持了一个稳中向好的态势。从一季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2.1%。主要是总量指标，还有不断优化的结构，而内需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在去年的时候只有58.8%，到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已经提升到了77.8%。在总量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在不断改善。工业和服务业有了很大提高，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比去年回升了0.25%，而今年1至4月同比增长6.9%。从官方制造业的PMI指数来看，连续21个月都保持在荣枯线之上，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在GDP当中的占比是56.6%，比去年第四季度提高了0.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61.6%，比第二产业高出25.5%，比去年四季度提高了7.9%。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非常不易的。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首先是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投资的增速有一定放缓，一季度同比增长7.5%，而1至4月份的固定资产增长只有7%，投资的增速在不断放缓。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是来自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来自于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强，整体的基建投资比较乏力。制造业很多年都保持低速增长，一季度同比增长13.8%，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2%，经济仍然有相当大的下行压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美贸易的摩擦。中美贸易摩擦给未来的出口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一季度中国的经常账户出现了多年来没有出现过的逆差。上一次出现逆差是2001年的二季度，那时没有加入WTO,有季度经常项目的逆差。虽然这种情况对国际收支趋于平衡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总体上对于出口、改制、经济增长都有一定的压力。最重要的是宏观杠杆率，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仍然处在高位，尽管去年的宏观杠杆率的上升的速度稍微减缓，但实际上未来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如何看待高质量发展进程当中所存在的问题？从增长理论来看，有两大学派，一大学派是新古典主义，另一大学派是结构主义。从新古典学派来看，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三大要素：储蓄率、资本产生系数和劳动力的增长，但是新古典学派所描述的增长，基本上属于在均衡和成熟市场上的环境价格增长，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发展中国家主要面临的是结构性问题，在考虑中国增长问题的时候，更适合采用结构主义视角和功能模型来分析。如果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当下发展的话，会得到这样结论：所谓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结构转换过程当中的推进，即结构性领域的调整。结构主义认为增长是最精准的，主要是从某一个瓶颈开始突破，这种突破导致了需求结构、生产和贸易结构、城乡结构随时会出现变化。非均衡会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所以在不断的新的非均衡的形成过程当中，增长就会不断地持续下去。结构主义能更加的强调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的转变，相对来说能比较好的解释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调整问题。
    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特别是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面临的主要的结构性问题是什么？主要有四大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结构。首先，城乡结构在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需要通过城市化的道路来解决。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比较突出，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的公共服务差距非常大。如何解决城乡结构的问题，一是中央提出来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抓住乡村发展。二是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战略。这两大战略可以解决城乡结构的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要从市场化的角度出发。在所有的所有制结构当中，最重要的是国企改革。目前的国企杠杆率比较高、产能利用率比较低、效率比较低，公司治理和公司治理结构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要解决国企改革问题，首先要对国企做市场化的管理，按照现在公司治理结构、以管资本为主来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要优化国有资产的布局、以市场方式来推进债转股、积极的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依法依规来支持破产清算，打破垄断、公平准入、放开价格管制，这是解决所有制结构问题的必经之路。产业结构主要是转型、升级和优化。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国制造业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从这几年来看，产业结构在持续的优化，特别是制造业当中的一些支柱产业在不断地扩张，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决定了在转型升级优化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如传统产业在产能利用率和产品竞争力方面不足、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驱动因素不足，更重要的是民间投资在整个投资当中的占比仍然很低。下一步要继续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加快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同时支持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产业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在国际分工体系当中找寻和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当前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取决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必须从多边的视角来着手。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当中，美国人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顺差很大，但实际上中国在对韩国、中国台湾这些东亚经济体的货物贸易存在逆差。所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反映整个东亚产业链对美国的顺差。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结构性的，但是在其他项目当中的服务贸易对美国是有逆差的。而且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顺差，还包含着美国的很多跨国公司产品在中国生产。美国人打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是不能解决当前全球化所面临的问题，只有靠所有的经济体在一起共同推进结构调整，才能有望解决这个问题。从我国结构调整来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由投资、出口拉动的旧的增长方式逐步地转向投资、消费、出口并重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未来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化结构调整、扩大对外开放来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好的发挥各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
    二、货币金融政策必须适应和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和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一季度形势的时候，提出对扶贫金融政策的要求是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注重引导预期，把加快调整结构和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货币金融的调控，必须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营造一个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量方面，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在高质量发展中要管住货币信贷的总闸门。结构方面，货币金融政策要促进结构优化、支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疏通政策的传导渠道。防控方面，必须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使宏观杠杆率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实现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目标。改革方面，要借鉴已经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绩和基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是给货币金融政策提出的稳健中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一）总量方面。必须把握好宏观总量政策的取向和力度，进一步提高调控的连续性、灵活性和针对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央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基础条件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不能随便放水，否则只能导致结构的扭曲、通货膨胀，系统性的风险也会接踵而至。今年一季度末M2同比增长8.2，4月末的M2增长8.3。M2滑到一位数并不代表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减弱，相反反映的是金融体系内部控制自身杠杆的现象。M2的下降，和M2作为数量型指标、可控性可测性以及对经济的反映程度的下降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某种程度也反映了整个金融体系内部自身杠杆的降低。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有个重要的指标——社会融资总量。2017年三季度末，社会融资总量存量同比增长10.5%，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8%左右，今年4月末的数据跟上述数据差不多，1至4月新增的贷款超过6万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比较稳固。
    （二）结构方面。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经历转型、调整，传统的经济增长的引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并存的。一方面要淘汰过剩的产能，另外一方面要依靠金融去扶助新兴产业的发展。货币政策尽管是总量政策，但是也要发挥它促进结构优化的调整作用，用调结构的方式来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当中的突出问题。比如在区间管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定向调控、不断的补充和丰富货币政策工具，来优化流动性的投向和结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里面有很多工具，有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资产负债表工具和结构性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在结构调整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防风险方面。结构调整会出现风险暴露，风险的暴露一方面是市场资金和结构调整的积极信号，另外一方面要求我们建立健全化解风险的机制，不能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和顺周期的问题。我国的金融形势总体良好，但是还存在几方面的比较大的风险苗头。一方面来自于宏观层面的高杠杆和债务风险，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房地产市场基础薄弱，第三是监管套利和监管空白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1、面对宏观高杠杆率的问题上，必须要加强协调。金融风险往往是实体经济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和外化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金融机构购买地方政府的债务而转移，要解决或者化解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解决深层次的根子问题。我们必须从土地财税、住房制度等深层次问题来着手，建立宏观审慎的框架。金融实际上正在从分业经营向毁灭经营发展，我们要统筹协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在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没有理顺。目前地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80%，但是地方财政的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55%，这样是完全不对等的。事权配置上，中央财政集中了很多财政收入，而地方政府有很多的民生的任务要完成，但是它的财力不足、税种不够、财政稳定性不够、地方缺乏主体税种、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大，比如中西部很多地区都是依靠中央转移支付，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还有融资渠道不规范的问题，地、市级政府没有办法发债。必须允许政府能够发真正意义上的市政债，建立起规范透明、自我约束的机制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权、一级事权、一级举债权，即借债的主体、用债的主体和还债的主体必须保持一致，政府性的债务要全口径的纳入预算管理。
    2、解决房地产市场基础薄弱问题，要在供给端建立长效机制。从金融角度来说，可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坚守耕地面积的红线转为坚守标准土地当量的红线。按照全国土地规划，把耕地占用指标的统一当量计算出来，分配到各个省，形成配额，建立全国的统一的配额发行和交易市场，这样的市场建立起来，金融在中间就可以发挥作用。还要明确近中远期城镇建设用地和土地供给规划，推动城乡一体化。农村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必须是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农民的宅基地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流转抵押和担保，小产权房的问题能够解决，这样房地产市场才有望健康发展。二是要解决房产税的改革问题，把房产税变成城市政府的主体税种，这样可以解决城市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城市政府才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优化公共服务。金融在房地产中可以按照因城施策的原则调控，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的时候也要注意抑制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泡沫。我们已经建立了跨部门和跨市场的风险防控机制来确保审慎住房信贷政策的落实到位，要进一步的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的框架。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提出要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作用是进行逆周期调控和结构引导。从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风险的暴露一方面来自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另外一方面是跨市场风险的传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加强风险全覆盖的同时，把重点放在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上。货币政策侧重经济和价格总水平稳定，宏观审慎政策管金融稳定，两者相互补充强化，中国在这些方面基本上走在领先。广义信贷的调控范围正在按照宏观审慎的要求扩大，我们在跨境和宏观审慎政策管理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2015年强化了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2016年建立了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的管理体系。这有利于实现本外币一体化管理、控制杠杆率和货币错配风险。总体来说，健全双支柱的调控框架关键在于深化金融领域基础性、关键性的改革，创新金融调控方式、健全金融调控体系。币值的稳定和金融的稳定，才能够实现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而金融的稳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也会起到非常好的助力作用。
    （四）金融改革方面。周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叠加，但主要还是结构性的矛盾和发展方式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在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上寻找突破。一是利率的市场化，二是汇率市场化，三是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货币政策的调控框架应该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化，货币政策要不断创新。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三大原则“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放得开是利率管制的放开，形得成是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的形成，调得了指中央银行对地域进行主动、成功的调控，使得货币政策、利率调控的信号能够沿着货币市场、信贷市场一直传导到实体经济。但是放得开不能归结为放松管制，利率市场化的本质在于把融资活动的定价权从行政当局手里交给市场，它的风险结构、期限结构应该由市场上的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以及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形成。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一个高效、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要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要打破资产负债部门和金融市场部门的分割。形得成是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市场上有很多利率，这些利率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但是有一种或者某几种对于利率体系的总体变动会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样的利率就叫做市场的基准。市场的基准利率是货币当局调控的抓手。市场自由形成的利率水平，并不能保证经济自动达成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所以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仍然离不开宏观调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央行调控表现为货币当局拥有足够有效的市场手段，通过资产交易活动对整个市场的资金供求格局产生影响，导致市场资金供求格局出现变化，进而影响市场基准利率的走势，来达到中央银行调控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的目的，最终市场的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配置。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依靠调节短期利率来影响金融市场的收益率，对金融主体的投资消费行为产生作用，最终影响资源的配置。我国现在不再看银行间市场的七天期质押回购利率，更多的是放在存款类机构的七天期质押回购利率上。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我们正在探索构建政策利率，建立利率走廊。政策利率实际上是公开市场操作的七天期的逆回购利率。利率走廊的下限由超额备付的利率组成，上限由存款类机构的常备借贷变动利率组成。
    经过一系列措施，汇率市场化的改革效果明显。首先，汇率弹性大幅度增强，国际收支更趋于平衡。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超过10%。经过多年的努力，在2017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到了1.3%，处在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之内。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合理引导预期。资本的流动和汇率的变动所受到的最大的影响往往不一定是基本面，很大程度上受市场情绪和预期的影响，要利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实行灵活的浮动。在我国，基本上实行了汇率的双向浮动，有效的分化了市场预期。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深化汇率的市场化的改革。
    不管现在的贸易摩擦的声音多大，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逆转。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下一步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才能取得。金融业本身就是个竞争性的行业，所以我们要坚持开放原则，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会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